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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修炼方式与科学有着诸多的联系

   
        道士修炼方式与科学有着诸多的联系,丰富了道士生活的内容。他们在修炼过程中偶然所取得的一些科学成就,不管是出于有意或无意,终归是他们的生活收获。所以,在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道士生活的同时,且不可疏忽了道士生活中的科学发现与创造这一点。
        道士的外丹修炼贯穿了整个道教史,即使在唐末趋衰之后,习炼外丹者仍不绝如缕,时至清代后期,还有金火大成之类的外丹著作出世。虽然这种外丹修炼长生成仙的追求是虚妄的,失败的,不仅损害过许多道士的生命,也损害过许多帝王将相、文人学士乃至一般民众的生命,但是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道士们生活中的这种努力并非全然是徒劳无益的,在道教外丹术一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服丹成仙和飞丹合药的根本信仰及基本理论,还是具体的实践操作,包括方法、器具设备、原料药物及炼丹产物、对丹药中毒的认识等等,都广泛涉及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思想,涉及矿物学、冶金学、化学、医学不口药物学等诸多学科领域。”这种情形追求宗教信仰却踏入科学之门,倒确如一句俗话所说的那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比如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它的发明即与道土炼丹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火药最主要的成分是作为氧化剂的硝石。道土们炼丹配药时,常将硝石与三黄(硫黄、雄黄、雌黄)及其它一些原料合在一起烧炼,结果引起了剧烈燃烧或爆炸。炼丹道士在,晾魂甫定时必然会注意并思考这种现象,<周易参同契)对这种现象便作了记述,并提醒炼丹者予以注意,否则配方及操作不当,就会出现“飞龟舞蛇,愈见乖张’’的剧烈反应,严重者可危及炼丹道土的生命。中唐的<真元妙道要略)也记载广硝石,宜佐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司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这种现象发生多了,便会形成相应的概念,所谓“火药’’之称,便是唐代炼丹道土对这种会发火爆炸的药物的称呼,尽管他们是在“药”的系列里为火药安置了一席之位,还没有认识到火药的其它价值,但早如果没有炼丹道士的实验,火药的发明也许要推迟许久。 炼丹道士的丹房本是羽化飞升、炼丹成仙的所在,但实际上却成了原始的“化学实验室”。在他们于震悚中记下“火药”名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积累了许多化学知识及实验技术。其中有关于铅、汞、矾、砷、金、银、硫等化学物质的知识,对许多矿物的认识,古代炼丹道土实际也走在了前列。特别是对这些金属、矿物的化学反应过程的了解与把握,勤谨而又虔诚的道士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并实际炼成了被视之为“合金”的物质,如“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白锡金”、“朱砂金”等等。难怪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会将中国古代炼丹术视为近代化学实验的先驱。
            既然道士们生活中的种种修炼方式目的在于养生益寿,那么这些修炼手段便自然与医学科技有不解之缘,因此对中国古代医学甚至世界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古代社会巫医不分,巫师又兼医师的角色,他们除以种种巫术为人消灾除病外,同时也以药物为人治病,比如<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即有巫彭、巫咸等巫师“皆操不死之药”的说法。到了秦汉时期,在众多神仙方土中更不乏掌握一定医药知识之人,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据说很可能即为秦汉以来的神仙方土整理汇编而成。道士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比之于古代巫师和神仙方土,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通过自己的修炼实践或直接的行医实践,在病理学、药理学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其中医术高明者也不在少数。如葛洪既为一代高道,又是著名的道教医药学家,由其撰写的<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医药著作,在疾病防治、药物性能鉴别、养生保健等方面,可称得上是中医史上的经典之作,而对于某些疾病和传染病如天花、结核病、恙虫病、急性黄疸肝炎的记录和认识,以及对免疫方法的认识和以免疫法治病等,则在中外医学史上均有先9区首创之功。此外,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葛洪对于药用菌科生物和植物的药性功能及用法的记叙,亦贡献甚巨。南朝高道陶弘景对中医的贡献则突出地体现在药物学方面。他一生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其中的《本草集注》在系统整理、全面总结前人药学经验,以及创立新的药物分类法等方面,功盖后世。唐代的《开宝本草》、宋代的《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分类法方面均受其影响。至于被奉为“药王”的唐代名道孙思邈,更是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神医”,他修道炼丹,又兼行医看病,在中医方剂学、本草学、各科疾病防治以及整理<伤寒论)等方面均成就斐然,至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堪称中医史上的宏构巨著。孙思邈的医学成就,是道门的一大骄傲。除上述三人外,道土中精于医术者还大有人在。总之,从道教的性质以及道土修炼的目的两方面来看,道土们的修炼方式除了其终极目的之外,亦有与医学科学相通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