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无穷　易道至大

　　推究易学热的根源，时间需追溯到上世纪。本来到明代以后，中国物质文明和科技发展在全球的先进地位已经丧失，但这种可悲的落伍还没有通过一种足以使人震惊的重大的实际事例演示出来。清代后期，列强开拔到中国和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较量实力来了。这么远的水路他们不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用于航海（中国人则只用它定阳宅、看坟地）；他们用中国发明的火药研制成极富杀伤力的火器，把中国的辫子军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只知用火药造喜庆燃放的焰火和鞭炮）。这下朝野傻眼了，原来不开化的蛮夷竟这么了得！中国从古文明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也从自大转为自卑，从世界中心的感觉转为亡国灭种的担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易学也便被抛到一边，从此寝声无闻，除了有些高等学校还保留一些《周易》经传的训讲外，易学中的残肢断体便被救亡的紧迫和西学的引进挤到民间，成为江湖方士的糊口之术。易学的大用于是就变小、变卑、变阴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破除迷信”，这被挤到民间的部分也遭到扼抑，幸存下一鳞半瓜的孑遗，文革中“破四旧”又予以围追堵截。这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要说二三十岁的青年，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年知识分子，也很少能了解易学为何物了。

　　易学的命运堕入最低谷，就预示着它复兴的契机已经来临。这个规律恰是易学本身所揭示的，气候到了最寒冷的时节，内部就开始产生温热了。冬至一阳生，易学是用十二辟卦的复卦表示的，阳气从此将日渐盛大，直到发展为纯阳的乾卦。易学弃置，“潜龙勿用”，“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文言》），终将“见龙在田”，以至“飞龙在天”。“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穷则变，变则通”（《系辞下》）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浸沉于喜庆阳春解冻，万物复苏；继而便讨论并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大问题。之后，思考逐渐由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拓展。八十年代中期兴起了中国文化热，这是继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两次文化大讨论之后，中国人对本国文化又一次更广泛、更深入、更实在的审视、反省和检阅。这是国门打开之后中西文化撞击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放的文化视野不光是由中向外，同时也由今向古，只要是确有价值而没有充分理由被扼抑下去的东西，人们都会对它产生兴趣，急切地把它从地下请出来加以审察和体证。这时候在地下蛰伏了一个世纪的易学，由于人主观精神需求的呼唤，一下子破土而出，其生长茁发的迅猛之势，使那些习惯于旧秩序的人瞠目结舌。在此同时，人们的精神追求深入到对人自身的体味和探索，兴起了所谓“人体科学”，有的人就觉到了气感，有的人开始通周天，开玄关，到处在搞带功报告，发气治病，据说还有意念移物，呼风唤雨，钻墙隐身，不一而足，都极力附就到《周易》的大旗下。

　　易学在近代最后断气的，既是被逼到民间去的占卜术，它在新时期的复兴，也便首先从这里呼吸、睁眼、抬头。从社会心理分析，也毫无足怪，在动乱的时代里，巨变的时代里，大转折的时代里，变革轰毁了人们习惯的信念，搅乱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又刺激起某些强烈的新欲望，给大部分人带来了烦恼、阻隔和企冀，人心浮躁不静，追求和价值观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对命运产生了空前的困惑，卜筮、看相便应运抬头，易学的复兴首先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易学本是笼盖中国传统学术和传统科技的宏大体系，但由于一个世纪的断裂，当它在二十世纪末得到复兴时，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种易学热的热点却燃烧在算卦、看相、风水、择吉一类术数上。江湖术士便把这些诡称为《周易》，问他们所操何业，则大言不惭说：“周易预测！”其实《周易》里写些什么，他们并不了然。他们杜撰出“周易预测”这个名词，便抓紧了一把堂皇的保护伞，因为早在两千年前，《周易》就升入了高贵的学术殿堂，他们把自己和《周易》绑到一起，似乎就和郑玄、朱熹一流儒家经学大师糊里糊涂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他们这一搞，不但使《周易》蒙冤，也把古代早已走上康庄大道的易学，拉到了羊肠小路上，被易学所摈斥的“易外别传”却大摇大摆走上了易坛的正位。

 

《周易》和“易学”

　　应当承认，《周易》开始时确是一部占筮书，到战国以后诞生了“易传”特别是其中的《系辞》，《周易》便获得了哲学的思想体系。汉代象数之学大兴，才有了所谓“易学”。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拘羡里演为六十四卦；但据《周礼·太卜》和古代一般学者的意见，西周时存在着三部易，三部易都是六十四卦；《连山》为神农时易，夏采用之，以纯艮为首卦；《归藏》为黄帝时易，殷采用之，以纯坤为首卦；《周易》以纯坤为首卦。《周易》的占法和其他两种易的占法不同。揲蓍起卦时得出六、七、八、九四个数，六为老阴，九为老阳，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老变少不变，《周易》占变（六、九），《连山》、《归藏》占不变（七、八）。五十年代以来，在河南安阳四盘磨，陕西长安张家坡、沣镐遗址、岐山凤雏村等地出土的商末或西周初年的甲骨上，刻有由数字组成的六爻重卦，已较有说服力地证明六十四卦不会是周文王姬昌重成的。《连山》、《归藏》早在汉魏时已经亡佚，只有《周易》流传下来。春秋时代人们说“易”，都是指的《周易》，从《左传》故事中可以看出，那时人们用《周易》占筮是很普遍的事，主要的办法除用卦爻辞外，就是用内外卦和互体的卦象，卦象诸义见《说卦》传。而今江湖的算卦，虽打着《周易》的招牌，却并不用此法，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周易》，也不懂《周易》。

　　《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经”为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总共有一万多字。其结构是以卦为单位，每卦先标立卦画，接着写卦辞，卦辞之后，从该卦初爻自下而上依次列出爻辞。卦辞语言多较概括，大部分为事类吉凶的判断；爻辞多描述具象事物，并杂以吉凶断语。这些具象事物往往很有秩序地从初至上依次分出高下次第。今举首卦乾卦为例，以见《易经》体例之一斑。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九”、“用六”只在乾坤二卦出现，其他六十二卦没有。

　　“经”部分的卦画可以分解为内卦、外卦和互卦，再加上爻变产生的变卦，用它们来联系事物的变化和相互关系，便可进行占筮；同时，卦爻辞的具象表述，可被理解为象征暗喻的语言，如“潜龙勿用”可理解为时机尚未成熟，应安静等待，不可盲动；“飞龙在天”可理解为时来运转，大有作为，鹏程万里，大展宏图等等。再加上其中的吉凶判语，就更可应付如裕地占断前景，逆推未来。这是《周易》“经”的部分，主要作为占筮之用。但是，正如金景芳先生所说，“卜筮产生哲学，这种情况，毋宁说是一条规律，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爻的阴阳和卦体之间对应、交换、反正、旁通等一系列关联，形式无穷的符号模式，而每卦从初至上也映现着事物各个发展阶段的复杂状态，这一切都潜含着宇宙自然社会的存在形质和无穷无尽的运动变化中的相互联系性，为易的占卜发展为哲学，提供了本质基础。也就是说，《周易》“经”的部分，本身就具备着哲理素质，因而其后发展出哲学，发展为“易学”，是不足为奇的。

　　使易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占筮到哲学的是战国时代诞生的“易传”，“易传”一般认为是孔子所作，但不少学者有怀疑，我们说易传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阐发经义所写的文章是大致不差的。其中有《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七种。《彖》、《象》、《系辞》各分上下二篇。这样，易传共有十篇，称为“十翼”。《彖》阐释每一卦的卦辞；《象》阐释卦辞和爻辞；《文言》详论乾坤二卦。这种解释和阐发，给卦和卦爻辞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和伦理内容。《系辞》在易传中具有纲领性，有浓烈的哲学色彩，全文从宇宙观出发，论述了易的绝对真理性。《说卦》是讲述八卦卦体象征含义即讲述卦象的专文。《序卦》解释上下经六十四卦的次序安排依据。《杂卦》从两两相反相成中以极简括的语言解说卦义。

　　如果说易传使《周易》发生了占筮到哲学的质变，则汉代孟喜、焦赣、京房、郑玄、荀爽诸人受当时天文、历法学术成果的启发，并吸收阴阳家的理论，把天干、地支、五行引入易的研究，创立了八宫、纳甲、世应、飞伏、卦气、爻辰、消息、升降诸说，以解说天道人事之变化，其中固然有消极的成分为谶纬神学所用，但由于对《周易》实践性和多向模式化的发挥，便把易的应用引向更广范围。应当说我们现在说的“易学”，就是由汉代易学家奠定的。后世术数诸科如命理、堪舆、太乙、六壬、遁甲等，都是在汉易的学术基础上萌发生长起来的。同时天文、历法、乐律、数学、医学、兵法、音韵学等，也都吸收了汉易的成果而得到系统化和情绪化。北宋时由于陈抟、邵雍等倡先天之学和以河图洛书解易，形成图书学派，使易学应用通过符号模式更加简明和直观化；而周敦颐在义理方面发挥太极阴阳学说，与儒家伦理说相结合，发展出初步的宋明理学。这些在易学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在江湖上的所谓“周易预测”，其实属于术数，四库列为“子部”，不属“经部”，和《周易》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之中即使入了门的，也是以《黄金策》、《梅花易数》等为宗，渊源虽可推到汉易，却已是易之小用了。

易学前景展望

　　“易”是揭示自然运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普遍法则的，易学要健康发展，首先是恢复它的大用和完整系统。外国人重视《周易》，这一点每每被江湖上用来为占筮张目；但实际上外国人重视《周易》（他们一般称为《易经》）正是看重易的大用。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玻尔、汤川秀树等外国学者、科学家所叹服的，乃是易的整体自然观，是唯象思维，是辩证符号系统，是“加一倍法”。他们在西方分解实证方法已走到绝顶的时候，从东方的中国易学中看到了世界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出路和曙光。易学是中国传统科技的总纲，天文、历法以易为指导；乐律的律吕损益也出于易，“欲明律历之学，必以象数为先”（明代乐律学家朱载育语）；数学之色股弦定律与河洛八卦相贯通；医学的辨证施治，步步不离阴阳五行。至于军事学，只要看历史上如何神化姜太公、张良、诸葛亮、李靖诸人，便知中国兵家浸透了易的血脉。汉代易学早已把易引入大用，像《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米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这种局面，正是汉代易学开创的。在易学的大用中，中医是比较典型的，“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内经》与《易经》完全是一个体系。中医学在思维方法上与西医截然不同，它的产生虽然极其古老，但统驭它的哲学观和思维方法到现在却在世界学术思维大潮面前显出鲜活的前锋性，这就是它的人与天地自然的整体统一性，人体与宇宙的全息性，阴阳五行的互生、互存、互补、互感性，自然与人体节奏说等等。这些理论与西医分解实证的思维方法每多抵牾，但实践证明，它却有着自己的许多优长，能解决不少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无数事实证明了经络穴位的客观性，但经络穴位至今并不能靠解剖实证的科学方法所获取，这种情况难道应是医学领域所独有的吗？这说明易在揭示天地人的存在及运动法则时包笼着西方现代科学无能为力的潜科学。中医以外的其他学术如以易为统领，难道不会走向世界文明的前沿吗？

　　易学复兴已经有了十年的历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术数的狭小误区。虽然到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对术数发生浓厚兴趣，但术数独占易坛的局面已经打破。由于知识界的广泛参与，易的真谛逐渐从各个角度被窥见，易坛已超越古代义理、象数两大派，形成更加丰富多彩而又带有时代特征的义学派别。其中具有现代形态的“科学易”和“人文易”则是有代表性的两个易学流派，它们既以传统易学为渊源又对传统易学有所超越。以自然科学家为群体、以易学理论为指导进行新型科建构的“科学易”派已经创立了“一元数理论”、“分形分维理论”、“模糊群子论”、“地球经络穴位说”等为人类科技进步做出了贡献的新学说。古代易学中宋代邵雍《皇极经世》的的自然四元体系、加一倍法、内象外象、内数外数诸说，张行成《易通变》中的幽明论，朱熹物物有一太极的自然全息论，蔡元定《律吕新书》中的律历同源说等等，已引起“科学易”派的高度重视，据他们透露，以这引起理论学说为启发指导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将是十分可观的。“人文易”近年主攻的是决策科学和得理科学。这类研究的较早成果是美籍华裔学者美国远东高级研究院院长、美国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以“安、和、乐、利”模式统领计划、决策、组织、用人、领导、控制、协调七大管理环节的“易经管理系统”（即“C理论”）。它的宗旨是“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C理论”与决策专家张顺江教授创立的“法元论”有着惊人的相通。在此同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事“周易管理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很有实力的队伍。近年来高等院校如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等都显示了高远的见识和眼光，组织召开过《周易》学术讨论会。从一九八九年起，每年一届的“周易与现代化国际讨论会”已经在河南安阳举办了五届，每次出席会议的人包括海外学者，都在二百人以上，撰写论文百余篇，显示了易学研究的活跃和开创精神，也显示了研究队伍的壮大。

　　中国是《周易》的故乡，中国的易学研究在今后不会太长的历史时期里，必将对推动人类进步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