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紫禁城建筑中的和谐理念

明清北京紫禁城建筑中的和谐理念

韩增禄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100044）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业自然文化的范畴。中国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师法自然、法地则天。而天地自然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谐。因此，崇尚和谐、追求和谐，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以及中国建筑的核心理念。和谐是指阴阳之和，其内容主要包括“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与“身心之和”。

在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划与设计中，崇尚与追求和谐的文化内涵，主要是通过如下几种方式来加以表达的，即：方位（自然方位、社会方位与文化方位），造型（方圆、凸凹、高低、大小等），色彩（五行色等），图像（龙、凤、龟、麟等）、数字（奇数与偶数、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数、天地生成数等），文字（门额与楹联等）。这在明清北京紫禁城（今称北京故宫）的建筑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离开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难以读懂以北京故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建筑这部立体的史书。

1.阴阳之和与宫廷建筑布局

在明初北京紫禁城的建筑中，乾清宫和坤宁宫是位于内廷中轴线上的两座主要建筑。乾为纯阳，坤为纯阴。阳为大，阴为小。在地图方位上，是南为下、北为上。坤宁宫位于乾清宫以北，乾下、坤上谓之泰卦。乾清宫和坤宁宫两座建筑，构成了所谓小往大来之交泰布局。明代易学家来知德曰：“小为阴，大为阳。往来以内外卦言。由内而之外曰往，由外而之内曰来。”又曰：“乾坤者，万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按照古代的哲学理念，阳气轻盈而上升，阴气重浊而下降。小往大来，乃阴阳相交、天地相合、夫妻相合之象。“合”与“和”通。“夫合者，和也。乃阴阳相合，其气相合。”（《三命会通·论支元六合篇》）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家和”的关键，在于夫妻之和。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中宫或正宫，乾清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这两座建筑所构成的泰卦格局，象征着国家第一家庭的夫妻之和。後来，明代嘉靖年间，在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增建的交泰殿，实属蛇足之举。在内廷建筑中，象征十二地支的东六宫、西六宫，与象征十天干的乾东五所、乾西五所（均为皇子住所，乾西五所在乾隆年间有所改动）之间，所表达的阴阳之和，象征着母子之和。

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文化，是不忘本的文化。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明清北京紫禁城的规划与建设，符合《周礼·考工记》关于“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基本原则。“左祖右社”，是指将祭祀其先祖的祖庙设在皇宫的左侧，将祭祀代表国家的社神和稷神的社稷坛设在皇宫的右侧。在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建筑体系中，是将外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在午门的左前方即东南方位，将内太庙（奉先殿）设在乾清宫的左前方即东南方位。这种设计，与中国易学文化的有关方位系统密切相关。在四季方位中，东方属春，春主生。在正五行方位中，东方属木，木主生。在以朝阳为基准的自然阴阳方位中，宫城中轴线的东面为阳、西面为阴。在以正阳为基准的自然阴阳方位中，宫城的南面为阳，北面为阴。因而，东南方位属于重阳方位。太庙是皇家的祖庙，将太庙设于重阳方位，象征着皇家之人丁兴旺、香火不断，国祚之延续千秋万代、绵延久长。当然，宫城建筑上的和谐布局，只是表达出人们的某种良好愿望罢了，它同一个朝代的兴衰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其中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天安门两侧的现代建筑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将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踪迹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建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将议论国家大事的人民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与“左祖右社”的建筑格局是一致的。这种建筑格局，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绵延不断、源远流长，人民的国家顺天应民、长治久安。

2.内和外安的宫城建筑命名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少数民族贵族掌权的元朝和清朝，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即所谓马背上得天下的。但是，依靠武力，只能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元朝和清朝治理天下，所依靠的都是以倡导和谐为核心的儒学文化。以武力得天下的清朝皇帝，为了其政权稳固，采用了以崇尚与追求和谐为最高境界的易学文化，作为其治理天下的理论依据。

清顺治二年（1645年），将前朝三大殿以及相关的宫门和城门命名，作了较大的改动。前朝三大殿的命名有一个历史的沿革过程。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时候，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依次将北京紫禁城内的三大殿命名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清顺治三年（1646年），将“皇极殿”南面的“皇极门”改称“太和门”，将通向“文华殿”的“会极门”改为“协和门”，将通向“武英殿”的“归极门”改为“雍和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为避雍正皇帝的名讳又将“雍和门”改为“熙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太和门”，象征君臣之和。“协和门”与“熙和门”，象征文武之和即将相之和。顺治八年（1651年），遂将“承天门”改为“天安门”。顺治九年（1652年），将“北安门”改为“地安门”。这样一来，紫禁城内有“六和”，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与“太和门”、“协和门”、“熙和门”；皇城有“六安”，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它们合起来，象征“内和而外安”、“六六大顺”。在易学中，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在八卦中，由三个阴爻组成的坤卦，其性为顺。在六十四卦中，坤卦由六个阴爻所组成，六六谓之大顺。清代对北京宫城建筑的命名改动之後，其渴望社会和谐、江山永固、内和外安、万事顺利的政治理念已跃然纸上。

3.太和殿与太庙改制的原因

明代北京紫禁城内，皇极殿的建筑形制是九开间进深五间，以示九五之尊。清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太和殿,并将其建筑结构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此後，又多次重修太和殿，至今仍保持其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的建筑形制。

为什么要将九开间改为十一开间呢？

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建筑的易学文化内涵来看，这一改动所蕴含的思想境界比原来更高。这件事，与清顺治二年将“皇极殿”改称“太和殿”有关。何谓“太和”？王夫之注曰：“太和，和之至也。”太和（Supreme Harmony），是指最高境界、最大程度的阴阳之和。将太和殿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之後，其内部共计五十五间。“五十五”，乃易学中的大衍之数。在十个自然数中，中国古人将“一、三、五、七、九”等五个奇数称作“天数”或“阳数”，其总和为“二十五”；将“二、四、六、八、十”等五个偶数称作“地数”或“阴数”，其总和为“三十”。“一、二、三、四、五”为“五行之生数”，“二、四、六、八、十”为“五行之成数”。大衍之数，乃天地阴阳数的总和、五行生成数的总和，即最大的阴阳之和。采用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作为“太和”的数字象征，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清代康熙年间，将太和殿的建筑结构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之後，按照中华民族关于“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位于午门东南方位、坐北面南之太庙，即皇家之祖庙的建筑形制，也应享有最高的规格。因此，遂将其太庙前殿的建筑形制由原来的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改为面阔十一间进深六间。其内部结构采用减柱法，由六十八根金丝楠木立柱支撑，共计六十六间，含“六八之数”与“六六之数”。此外，与天坛相对之地坛，属阴。从乾隆年间起，地坛上层坛面之墁地石板数，中央用“六六之数”，四周用“八八之数”，其理与此相通。

太庙是祭祀皇家帝、后之场所，属于阴宅。因此，在太庙的建筑词语中，多用阴数。例如，太庙前殿（享殿），在内部房间与立柱的数量上，采用“六、八”与“六六”之阴数。太庙前殿，位居三台之上，正南面三出陛，东、西两侧各单出陛。其正门中间丹陛神路上的石雕，底层为三对海兽相向图案，中层为双狮滚绣球图案，上层为左升龙、右降龙的双龙云朵图案，三层石雕中的吉祥动物数量皆用阴数。太庙前殿（享殿）所在的三台南面之台阶数，上层用五级，以示祖根，所谓“河图、洛书，五皆居中，则五者数之祖也。”（来知德）；中层用六级，底层除中间神路之外皆用八级，其南面底层丹陛神路上的台阶数用十级。太庙前殿（享殿）东、西两侧之丹陛，底层设八级台阶，中、上层各设六级台阶。太庙前殿（享殿）东、西两配殿的丹陛，均用八级台阶。与此同时，又将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太庙中殿（寝殿）与後殿（祧庙），改为为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其内部结构采用减柱法，由三十四根立柱支撑，共计三十六间（含“六六之数”）。太庙中殿（寝殿）前面东、西两侧的丹陛，均为十二级台阶。太庙後殿（祧庙），南面三出陛，均用十级台阶，中间神路丹陛石上采用双龙石雕图案。太庙前殿（享殿）东、西两配殿的门前及其南、北两端的台阶均用八级。太庙中殿（寝殿）东、西两配殿的门前及其南端的台阶均用六级和八级。太庙後殿（祧庙）东、西两配殿的门前台阶均用六级。戟门前后三出陛，正中间前后丹陛的神路，各设十级台阶，其丹陛石雕自上而下为双龙、双狮、双海兽图案，东西、两侧丹陛各用八级台阶。戟门的东、西两旁门，前后均用六级台阶。戟门南面东侧的神库、西侧的神厨，均用四级台阶。

4.阴阳方位系统与宫廷建筑

明、清北京城建筑的风水格局之讲究、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中国历代京城之最。据《大清会典》记载：“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中国古老的风水学说，是易学哲学影响中国建筑的中介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理论、地理环境理论和环境心理理论。就其主流而言，风水学说的内容大体分为两个层次：在实用的层次上，其中蕴含着前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与建筑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在理念的层次上，其中大量吸取了易学哲学的观念和理论。《周易·说卦传》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风水理论对建筑的方位格外重视，因而又称作“方位理论”(theory of orientations)。

当君主面南而治的时候，就天体的视运动而言，是太阳从左边即东方升起，太阴（月亮）从右边即西方升起。因而，在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是以左为上、以左为贵、以左为前、左阳右阴、左雄右雌；与此相反，在战乱时期，则是以右为上、以右为贵、以右为前，阴阳倒置。前者是一种喜庆吉祥的气氛，後者是一种凶杀不祥或办丧事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的军营中，和平时期是上将军居左、偏将军居右，战争时期是上将军居右、偏将军居左。《周易·师》六四：“师左次，无咎。”在这里，是左为後，“师左次”是向後撤退的意思。《老子·三十一章》曰：“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中原一带，至今还有“喜事尚尊，丧事尚亲”的民俗传统。在和平时期或办喜事之时，左为上位和客位；办丧事的时候，则是不论长幼尊卑，只看人们与死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之远近而排列前後顺序了。因此，中国古代，文武大臣上朝的位置，大都是左文右武或文东武西。东为正，西为副。在汉字中，政治的“政”字，就是由“正”字和“文”字组成的。两者之间，不无关系。在皇宫和京城的建筑规划方面，也是如此。文崇仁，武尚义。明、清北京城特别是紫禁城建筑的命名，往往是阴阳相合、左右对应的。文与武相对应，仁与义相对应，天与地相对应，日与月相对应，春与秋相对应，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如此等等。诸如，太和门前左侧为文华殿，右侧为武英殿；文华殿前东西两侧的配殿，左曰“本仁殿”，又曰“集义殿”；太和殿东庑为“体仁阁”，西庑为“弘义阁”（明初分别称为“文楼”、“武楼”,明嘉靖年间改称“文昭阁”、“武成阁”；清顺治二年改称“体仁阁”、“弘义阁”至今）；乾清宫前的二侧门，东为“日精门”，西为“月华门”；乾清宫前二侧门外，东为“崇仁门”，西为“遵义门”；中正殿前面，左偏殿曰“春仁”，右偏殿曰“秋义”。在御花园中，位于东侧的是建筑平面呈凸字形的绛雪轩，位于西侧是建筑平面呈凹字的养性斋，凸为阳、凹为阴，左阳而右阴；又“万春亭”居左，“千秋亭”居右，以象四时。其它如，在皇城外面，位于棋盘街东、西两侧通往东、西江米巷（後来改称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的牌楼，左为“敷文”、右为“振武”。在东四牌楼中，左为“履仁”，右为“行义”；在西四牌楼中，左为“行仁”，右为“履义”。在内城正阳门两侧，左为“崇文门”，右为“宣武门”。在建筑装饰方面，宫门前面的石狮子、青铜狮子或鎏金铜狮子，也一定是左雄、右雌（爪下有绣球者为雄狮，爪下有幼狮者为雌狮）、阴阳有序，而不能阴阳错位；在楹联和门额乃至书画作品中，则是以房屋、大门和书画作品自身的坐向为基准，由左而右，左上右下，左前右後。

上述规划与设计的哲学内涵，即是尊天道、顺天道，以求“天人之和”。科学技术无国界，而精神文化是多元的。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建立起对包括中国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至关重要。建筑的式样可以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师法自然、崇尚和追求和谐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例如，在自然方位和文化方位上，主张左阳右阴、左上右下、左前右後的传统，是一种尊天道和顺天道的和平、吉祥、喜庆的文化象征。否则，将与此背道而驰。在这些问题上，不可盲目地讲究什么都要“与国际接轨”。

中国传统建筑，不仅有其独特的结构与造型，而且有其崇高的建筑境界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发展，正确地认识中国建筑文化，切实地保护中国的文物建筑，已成燃眉之急。为此，把中国建筑文化建设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尽快地纳入到中国高校的建筑教育系统之中，以培养出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规划、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监理等方面的高级人才，已经刻不容缓。风水学说，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建筑文化的特殊形态。其中，有关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大都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以检测的。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风水学要点，已经被中国有关的建设规范所吸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用辩证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公正地看待风水、用科学方法来认真地研究和清理风水、正确地理解和借鉴风水，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易学智慧，从而自觉地保护中国的文物建筑。学习、宣传和普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和城市科学方面的知识，倡导中华易学智慧与西方科学文化的优势互补，建立和谐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是开创有中国特色城市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不过，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层次、多学科、多方面的人士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方可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