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道教

　　隋朝（581—618年）实行佛道兼容政策，虽以崇佛为主，但对道教也甚为重视。隋文帝把他的开国年号命名为“开皇”，这个称号便取自道经。文帝还建道观、度道士，以扶持道教发展。隋炀帝崇道更甚，在位时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大业七年（611年），还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并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之礼”，敕命于都城（长安）建玉清坛以处之。
　　道教在隋朝期间，其宫观庙宇和道士的数量都有所发展。这一时期，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已经纳入灵宝、三皇等经系，并与北方的楼观道相融合。在修炼方术方法方面，最突出的发展是“内丹”的兴起。
　　据《罗浮山志》记载，道士苏玄朗曾经隐居在句曲山（今江苏茅山）学道，得司命真秘。开皇（581—604年）年间，到罗浮山青霞谷，修炼大丹，自号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记》等。后著《旨道篇》，阐明内丹修炼之法。自此道教始知内丹矣。又鉴于《古文龙虎经》、《周易参同契》、《金碧潜通秘诀》三书文繁义隐，于是纂写《龙虎金夜还丹通元论》，归神丹于心炼。苏玄朗（元朗）用外丹名词解说内丹，提倡“性命双修”，以此为内丹修炼的核心。苏氏内视9年道成，冲举仙去。从他的言行看，可以说他是一位内丹理论家、实践家和宣传家。隋代苏玄朗倡导的内丹道，至唐代发展迅速，蔚然成风，影响深远。
唐代皇帝，因为道教尊奉的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所以便尊老子为始祖，自称为老子后裔，特别崇奉道教。
　　五德三年（620年），唐高祖诏改羊角山为龙角山，并建老子庙；七年（624年）亲至终南山谒拜老子庙；八年（625年），下诏叙三教先后，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最后。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令，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老子）”，道士女冠自今后以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可在僧尼之前，定道佛次序。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后来的唐玄宗对道教更加崇奉和扶植。他于开元九年（721年），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成为取得道士资格的皇帝；开元十九年（731年），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亲注《道德真经》，又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并把《老子》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将道士当作皇族看待；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两京（长安、洛阳）及诸州各置崇玄学，规定生徒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更桑子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之书改名为真经；天宝八年（749年）追赠玄元皇帝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后又升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玄宗以后，唐肃宗、代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等不少皇帝都继续崇奉和扶植道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唐武宗。武宗于开成五年（840年）亲受法箓，会昌元年（841年），诏授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封号广成先生；会昌四年（844年），授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
　　总而言之，在唐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唐帝王以道教为“本朝家教”（或谓“皇族宗教”），始终扶植和崇奉道教，因此，促使道教在教理教义及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

　唐代道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代，涌现了许多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张万福、施肩吾、杜光庭等，他们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唐皇室的大力倡导，唐代研究老庄思想蔚然成风。当时王公大臣及儒生、道士等纷纷研究和注疏《老子》、《庄子》，据不完全统计，隋唐时代注疏笺解《老子》近30家；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的理论著作也很多，如通玄先生的《体道论》、司马承祯的《坐忘论》等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崇玄学派，对当时和以后的道教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道书数量益增，并汇编成藏，正式刊行。唐代对道教经籍继续加以收集和整理，于开元（713—741年）中，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琼纲》，总计3744卷（一说5700卷）。天宝七年（748年）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名《开元道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3）道教科仪，在唐代有较系统的发展。道教科仪在南朝陆修静时已初具规模，唐代道士张万福、张继先和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等对道教科仪、经戒法箓传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增删，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备。特别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850—933年）所著的《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科仪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成。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大多为后世道教所沿用。
　　（4）道教内丹道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金丹术（外丹服食）在唐代虽处于兴盛阶段，但已暗现衰相。由于服食金丹有副作用，因此便促使金丹术由外丹向内丹转变。内丹术可追溯到古代的神仙方术。在唐代，内丹道已有教大的影响，此类道书，纷纷出现。如崔希范的《入药镜》、吴筠的《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陶植的《陶真人内丹赋》等等。至唐末五代，道教内丹道已经盛行起来。这一时期倡导内丹道的著名者为钟离权和吕洞宾。故将其所倡导的内丹修炼术，谓之钟吕金丹道。后世道教全真派即尊钟、吕为祖师。
　　（5）道教宫观不仅遍布全国，且规模日益宏大。自南朝道教宫观制度形成后，道教宫观逐渐增多。到唐代，道教宫观几乎遍及名山都邑。据杜光庭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自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1900余（座），所度道士计15000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其中，如太清宫、太微宫、紫微宫等主要供奉老子的宫观，规模可与皇家的殿堂相比拟，对以后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有直接的影响。
　　（6）在唐代，较大的道派是茅山宗，其次是楼观派，此外还有张天师一系的复起。唐天宝七年（748年），玄宗令有关部门审定张天师子孙，将有封植，以隆真嗣，并册追祖天师张陵为太师。至中晚唐时，逐渐形成龙虎山天师道，即所谓龙虎宗。这一派在帝王扶植下迅速壮大，为宋元以后龙虎山天师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楼观派是继北魏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另一道派。以陕西周至县楼观为它的活动中心。据传楼观为周时关令尹喜之故宅，晋永兴二年（305年），尹喜之弟太和真人尹轨下降古楼观，授楼观道士梁谌丹书数卷而去。两晋时，楼观道士很少。北魏太武帝始光（424——428年）中，道士尹通事马俭法师于楼观，道术精进，名声远播，颇受太武帝礼遇。于是道士牛文侯、尹法兴等人接踵而来，道士增至40余人。其后王道义、陈宝炽、李顺兴皆为世所钦敬。楼观道士逐渐增多。楼观道的鼎盛是从北周开始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尊礼道士王延、严达，在废除佛、道之后，又大量吸收楼观道士入通道观。隋文帝时，又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120名，羽流精炼，朝野宗奉。唐初，高祖对楼观道亦很器重，武德七年（624年）又亲诣楼观，祀老子。高宗时授楼观道士尹文操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大体说来，楼观道在北周历隋至唐初，一直是北方最大的道派，在历代帝王的支持下，一直比较兴盛。安史之乱后，方渐趋衰落。至金哀宗天兴（1232——1234年）年间，因遭兵燹，楼观焚毁殆尽。至元代，全真道加以修复，楼观道亦合并于全真道。楼观道士特别重视《道德经》，以它为主要的传习经典。
在五代（907—960年）的53年中，易五姓十三君，社会动荡不安，给道教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其中仍有不少地方王朝崇奉道教。他们尊宠道徒，兴建宫观，收集散失的道书，命道士宣讲道经等，这对道教的维系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前蜀王建、王衍父子崇信道教，尊礼杜光庭，径称天师；后蜀孟昶好金丹急房中之术；南唐李昪为茅山第十九代宗师王栖霞建玄真观，赐印、绶，号玄博大师。道教在各个地方割据政权的范围内部都有传播。道士则或遁迹山林，或则隐于市廛，皆由出世转入世，由追求成仙转而济世度人，以拯救现实的苦难，从而把儒家和佛教的某些修持方法和救世理想吸收到道教中来。在唐末五代，外丹术开始走向衰落，内丹术逐渐兴起并日益发达，这对以后全真教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著名的道士有李浩、谭峭、彭晓、谭紫霞等，他们致力于道教的理论、方术方面的研究和建设，使低潮中的五代道教仍向前迈进。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谭峭和彭晓。 
　　谭峭，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生卒年无可考，名道陈抟曾言与他为师友。史称谭峭幼而聪明，及长颇涉经史，博闻强记，问则无所不知，文则清新华美。好黄老之学，精心研究，立志修道。谭峭经多见广，学识渊博，曾于终南山著《化书》。此书之思想对后世的内丹学、宋明理学等方面影响深远。英国的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谭峭的《化书》是唐宋时期道教典籍中最有独创性的著作。
　　彭晓，字秀川，自号真一子。永康（五代后蜀设置，故治在今四川崇庆县西北）人。曾在后蜀任过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的官职，受赐紫金鱼袋。平希好道，善修炼养生之术《正统道藏·太玄部》收有他所作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和《周易参同契鼎器歌明镜图》一卷